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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形势,国内宏观形势面临系统改变
作者:admin    来源:安邦信息    时间:2018/11/6

        从人民银行公布的10月份金融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的经济数据情况来看,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受到加大基建投入的影响有所回升,而消费方面的增速仍在放缓。同时货币金融方面的数据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出现大幅回落,而货币供应量也大大低于预期。这表明,在8、9月份地方专项债券的大规模发行并没有形成溢出效应,也表明目前陆续出台的一系列举措还没有收到政策效果,中国经济目前仍然难改放缓的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在稳定资本市场、加强对民营企业支持等一系列政策之后,如何来运用宏观手段来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实现“六稳”,成为市场和学界以及政策研究机构各方面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此,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日前发表了看法。在系统回顾了当前的宏观政策后,魏杰认为今后的调整需要在“稳中有变”的基础上,从金融政策和稳增长的政策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调整。
对于金融政策调整,他认为,货币政策还是需要把保持稳健中性的流动性、货币传导机制的畅通作为重点。同时去杠杆的政策需要有所调整,一个是去杠杆的节奏要放缓,杠杆率的升高时过去十几年的政策形成的,不能希望几个月内去掉;另外不能一刀切,应该是结构性的去杠杆;第三是要稳杠杆,避免资金链的断裂,通过经济增长,做大分母来实现去杠杆。
        对于金融风险的问题,魏杰认为房地产和非银金融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他表示,中国如果继续还是银行融资为主没法去杠杆,因为银行之间就是债务关系,不要因为出问题而收缩,而是要规范和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这样自然会走向去杠杆的目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在今年出问题的基础上,以最快的速度形成良好的非银行金融的体制,保证金融的运转,千万不要拒绝金融的科技化和新业态,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因为问题而不去改革,不去调整。魏杰特别提出房地产问题是引发银行出现问题的最大风险。他认为在金融政策调整上,可能明年难度最大和考验智慧的将是房地产产业,因为它和整个经济紧密相连。
        对于稳增长的政策,魏杰认为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调整,一个是以减税费和增加财政投资为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他表示这对短期内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明年的增长情况,下行压力的情况,要明显低于今年。第二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未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有三个新的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需要尽快让这些产业上升为重要的新兴产业,支持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增长。在环境生态政策方面,魏杰认为需要适当地调整一些操之过急的政策,尤其要调整野蛮执法,把重棒子打在企业上,出手过狠把企业关了的做法,以中长期的解决手段来逐步引导企业达到环保的要求,保证增长的稳定。在对外政策方面,魏杰认为,一是要调整中美关系,通过中美贸易战推动国内改革;二是要进一步开放市场;三是要做好“一带一路”的建设,以此来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从魏杰对于宏观政策调整的系统性描述来看,这些政策的调整是基于对目前经济的判断基础之上的。为什么要调整呢?魏杰认为“从7月份开始,有一个提法很明显,叫稳中有变。”此后中央所做出的一系列政策的调整都是基于这个判断,包括货币政策的松动,以及多种方式支持民企发展的相关政策。
        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上述观点和分析显示,今后的政策调整要建立在中国宏观形势所面临的系统变化基础上,这一变化在最新的信贷数据大幅放缓中已经有所反映,显示国内市场空间扩张不足,甚至已经出现萎缩的迹象。近期国内资本市场的变化,中央政策对国内经济表述的变化,都可以看出现在的经济放缓速度不容乐观。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国内关于宏观政策调整的呼声开始增加。比如有人提出来去杠杆的力度要调整,从去杠杆变成了稳杠杆。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去杠杆会进一步加剧收缩,可能带来资金链的断裂。此外,还可以把去杠杆的时间放宽,这样缓和当前的力度,防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以缓和去杠杆的力度带动货币环境的宽松,从而推动投资的增长。
        魏杰教授提出的对环境生态政策的调整,也是基于相似的思路,以时间换空间。不能期待短期内解决过去几十年积累的问题,而需要从中长期的政策维度考虑调整,在短期内,仍是以企业的生存为第一位,解决稳增长的矛盾。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需求是系统性的,至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也都需要针对稳增长的目标进行调整,也涉及金融货币、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外政策等等各个方面。这种转换实际上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从整体上要放松,重点转向稳住经济。
        在我们看来,背后反映的判断是,当前中国经济全面转差,环境在全面恶化。因此,相关政策才需要做全面调整。正如安邦咨询研究团队所反复强调,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防风险,而是如何“活命”的问题。对于决策部门而言,需要从之前着重于防风险、调结构的长期目标全面转向稳增长,从而对宏观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问题,不只是某一领域或部门的问题,而是系统问题;不是一两个领域的风险,而是某种程度的经济危机。因此,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政策调整,才有可能达到效果。